2006年春节前，信息产业部王旭东表示，“发展3G（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条件已经具备”。经过漫长的等待，中国的3G似乎终于尘埃落定。专家预计，我国3G业务的推出将带动至少1.5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多年来中国3G产业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隐秘的困境？它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机遇和命运？
前世
2006年2月18日，64岁的李世和从北京飞往海南三亚。这位被称为TD-SCDMA（以下简称TDS）之父、中国3G之父的老者，一直精神抖擞、阳光明媚，戴着一副黑色大方框眼镜，看上去就是典型的中国工程师，但现在他想去享受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海滩。
11年来，李的命运随着3G而起伏。主持国内商用3G标准TDS的制定和推广。从技术框架来看，目前它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3G的主流标准。与TDS结缘的11年，对于李世和来说就像一场游戏。长距离马拉松现在是短跑的前夜。
两次闭门长谈
李世和是重庆人。 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学位。 1968年，李进入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两年后，他被打成反革命，并在西安挖地道。 1978年，李报名了国家招收800人出国留学，随后飞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1983年，李回到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任总工程师。月薪70元的他开始对移动通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世界电信仍以固网为主，但李彦宏对国际移动通信的发展有着先见之明。 1985年，在国际研究的基础上，他赴重庆主持我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络的设计和设备选型。 1991年，帮助江阴市开发模拟标准的手机终端。 “后来我也做了那些大水壶和大砖头！”当时，国内移动通信设备和终端均由国外厂商主导。
国内移动通信的现实、前景和积累的研究经验激发了李世和的雄心。他的愿景开始从基于现有标准开发独立产品转向开发新的国家独立标准。这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和想象力的计划，将影响整个无线移动通信产业链。 。到目前为止，在自信的李世和看来，3G标准之间不存在技术差异，只是人为设置了知识产权保护。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利润分配的问题。
“1993年，美国高通公司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叫CDMA（码分多址）。我也研究了这项技术，然后我就想如何超越它。”次年，李调至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室。作为医院的副院长，他在这里遇到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一位是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的项目经理陈伟，另一位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光汉。这两名中国学生原本想做一个兼容CDMA的解决方案，但在专利谈判时无法与高通达成妥协。 ，不得不放弃CDMA，研究新的解决方案——SCDMA（同步码分多址）。今年6月，李和两人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长闭门会谈，讨论了许多新技术想法，并确定了使用时分双工（TD）的关键要素。从此TD就与李世和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5年春，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欢与李世和在美国相识。在德克萨斯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他们热情奔放地讨论了四天，形成了一个名为TDS的计划。原型成型后，周欢作为上级领导做出了决定：干吧！
周欢或许没有想到，他的决定会深刻影响多年后中国乃至全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市场格局。事后看来，他自己也成了李士和等人的“风流人物”。
生死两道关卡
“向3G迈进，仅升级或更换现有2G网络的投资就达数千亿。”李坦言，仍然认为，“TD-SCDMA发展的优势之一就是民族品牌。”这也是TDS手中最大的王牌。
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Cwill公司共同组建信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李世和任董事长，陈伟任总经理。李世和在吸收SCDMA的一些优点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改造，制定了TDS系统规范。但此时此刻，作为亲密战友的陈伟和许光汉对TDS的成功产生了怀疑，最终离开了。因为从纸面上的标准想法到成为公认的标准，再到成熟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将是一个非常漫长且极其昂贵的过程。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李世赫和TDS后来的发展确实一波三折。其中就有李世和自身的性格问题。李曾表示，国有研究院体制下工作不是很顺利，有些决策没有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在TDS发展计划中，每次计划批准后，钱都得等待。繁琐的审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发效率。 “李老师太直率了，我行我素，当官的时候，曾经和部长、院长拍过桌子。”李老师的一位学生说道。
TDS的最终诞生也经历了两道生死关。第一道坎是1997年的“邮电部象山会议”，李世和回忆，这次会议将决定是否向ITU提交TDS计划。大多数人反对玩“这个一直都是外国人玩的游戏”，但一直支持TDS的周欢却表示坚决支持。最后，时任邮电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志远得出结论：凡事总有第一次，必须要尝试。尝试一下！
第二关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关。 1998年11月，国际电联第八届组织在伦敦召开第15次会议，决定取消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和中国的10个方案中的数个方案。当时，代表美国利益的ITU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在激烈争斗，也在拒绝中国的TDS。周欢再次成为李世和的“精英”。他向信息产业部领导求助。随后，中国信息产业部致信所有在华外资企业，提醒他们关注“封锁TDS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巨大的中国市场的诱惑下，最年轻、最弱的TDS被保留下来。 “周一直帮助我们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没有他，TDS就没有今天的成绩。”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国际电联全体会议上，中国大唐集团（原信息产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周欢任董事长）的TDS系统被投票通过为三大国际3G标准。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并列。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事实上，此时中国国内的移动通信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在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产业时采用何种标准，将极大影响国际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商业前景。受利益刺激，各种危机频发，TDS疲于应对。
2000年，李世和所在的信息产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周欢担任董事长、总裁。今年9月，担任TDS开发主持人的李世和也表示，中国电信运营商2001年就可以使用TDS试行3G网络，而大唐电信的主要任务就是将TDS成熟并产业化。然而，正如一开始担心的那样，TDS此后进入了不断修改和完善的阶段，银行的贷款也纷至沓来。然而，直到2001年底，能够在TDS系统下运行的样机仍然没有制成。
“说实话，TDS成为国际标准之一后，如何产业化是我最大的焦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李世和说道。此时，3G已经在国际上开始商用，这给李和他的合作伙伴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国际通信设备制造商出于巨大商业利益的目的，不断游说、施压，要求中国尽快发放3G牌照。 TDS和大唐处于随时可能被市场抛弃的境地。在此困难时刻，信息产业部组织专家启动了3G技术试验，对TDS、WCDMA等三种技术进行了测试，并于2002年4月得到了结果：
WCDMA和WCDMA尚未准备好商用。整个行业暂时安静。
平静只是暂时的。只要TDS不能完全保证投入商用，一旦中国政府发放3G牌照，即使勉强进入市场，在市场应用中也会遭受不可预测的风险。 2003年上半年，欧盟再次敦促中国决定尽快采用WCDMA。那年秋天，跨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的CEO纷纷来到中国，游说中国政府尽快发放3G牌照，试图一举打开这个巨大的市场。
那一年，李世和很着急。他需要争分夺秒地让TDS尽快成熟。此时，李已经60岁了，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然而，“这五六年，是我最绝望的时候！”
今生
市场疑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运营商和设备商私下都表达了对TDS的质疑，但到了公开采访时，各方决策者基本都拒绝讨论TDS，理由是“太敏感”。知情人士指出，运营商/设备商早在两三年前就已被相关部门告知，不得擅自就TDS发言。 TDS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测试，即将投入大规模商用。对于TDS这个话题，各方都更加谨慎。
中国政府对TDS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国家计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于2002年10月开始联合大唐、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商组建“TD-SCDMA产业联盟”。当时，对TDS研发失去信心的西门子也宣布增加TDS系统的研发成本。
2003年8月到10月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李世和曝光最多的一段时间。 2003年，与3G相关的峰会相继召开。媒体和业界嗅到了国家意志。即将退休的李开始频繁受邀接受采访，谈论他的想法。李世和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推广TDS，相信它将改变中国移动通信设备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并将给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带来丰厚的利润。
事实上，在TDS联盟成立之前，联盟中最有实力的中兴通讯、华为和普天都对另外两个3G标准（WCDMA和WCDMA）进行了重注，并开发了相关产品。对于除了大唐之外的这些国内设备制造商以及中国移动等主要运营商来说，在世纪之交，当其他相对成熟的国际标准在国外开始商用时，他们似乎很难理解3G已经在使用在西方。既然已经上路，国家努力培育新标准的意义何在？
2003年12月，中国移动董事长王晓初公开表示，希望采用WCDMA作为大陆3G网络制式，并辅以TDS。 “且不说TD-SCDMA设备厂商自身实力不足，单单选择TD对于运营商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TDS产业联盟成立后，大唐实际上向联盟开放了大部分专利。后来，“领导来找我们谈话，让我们继续开放专利。一开始我和周欢都想不通。后来我们想，我们不是在为个人做，而是在做”为国家做事。”李世河回忆道：“当有成功的可能时，你不应该对自己的技术产生一些感情吗？”李对国内同行和运营商的心态提出了质疑。 “在日本和欧洲，运营商采用哪些标准是政府规定的。通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运营商想用什么系统、采用什么技术，都是政府决定的。”李世和“我们的做法超出了企业的能力，已经是国家行为了。”
国家意志的支持
国家对 TDS 的支持仍在继续。李世和觉得，最让他振奋的一天是2004年12月9日，温家宝总理访问荷兰，在飞利浦总部接听中国TDS移动网络系统的国际电话；次日一早，大唐移动在北京媒体致电演示TDS可视电话。另一个令他兴奋的日子是2006年1月20日，信息产业部宣布TDS成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认为标准技术方案已经成熟。唯一未知的是中国的3G牌照发放情况。它在三大标准中能占据多大的席位？
形势正在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政府搁置3G牌照的这些年里，大唐移动加大了与总联恒的合作力度。从2002年开始，组建TDS产业联盟，强化国内合作伙伴，随后与飞利浦、三星等国际公司建立TDS核心技术研发。合资公司先后启动商用TDS手机项目，并参与信息产业部组织的三大3G标准第二阶段测试。一开始并没有在TDS上投入太多精力的华为，也在2004年底与西门子合作开发3G产品。西门子与中国合作伙伴联手在该标准上投入了约1.7亿欧元，而诺基亚及其合作伙伴已投资11.1亿美元，摩托罗拉、爱立信、北电、阿尔卡特和朗讯也在竞相追赶TD-SCDMA潮流。朗讯等一些陷入困境的设备制造商希望中国3G的推出能够帮助他们扭转命运。 2006年2月，中国移动高管王建宙现身巴塞罗那3GSM大会时，据说他参加的研讨会最高票价接近5万元/张。
“即使TDS受到最多质疑，我仍然相信它一定会成功。”李世和曾将自己做移动通信的过程概括为“屡战屡败、屡战屡败”。现在，TDS的前景就像三亚的海滩和阳光，看起来相当不错。
退休后一直担任大唐移动高级技术顾问的李先生，一边忙着TDS标准的技术升级，一边像2000年那样乐观地估计TD-SCDMA手机的应用前景，或者估计中国的3G移动2010年手机用户将拥有3G手机1.5亿部，或者已经为运营商提前设立了费用账户。
“对我来说，做这11年就足够了。”李用浓重的重庆口音说道。
未来
商人的3G愿景
在大企业令人眼花缭乱的脚步中，这个大产业的背景下，不乏众生。对于走在3G门口的陈同兴来说，3G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起点。
陈同兴今年35岁。他说的是带有明显东南口音的普通话，语速很快。此时，他正站在公司办公室里，向外张望。窗外是北京的东三环，那里正在修建新的央视大楼。 “以后我们应该多去路的另一边，因为那一边将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来源。”陈晓晓表示，在他能想象到的3G时代，他相信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手机。看电视，其实他已经涉足手机电视行业近5年了。陈同兴现任北京神州掌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这是一家专注于移动流媒体（以流媒体形式实时发布音视频多媒体内容的媒体）的SP（通信服务提供商）公司。数据流）并提供移动增值服务。
“未来很多业务你无法预测。我熟悉的移动流媒体会发展成很多我没想到的商业形态。”陈笑道。 “一旦中国3G牌照发放，更多人的创造力将会被激发。”
移动通信产业链的每一波升级发展，总是在一开始就由移动通信技术提供商和设备制造商推动，制造舆论，为运营商描绘美好愿景；当运营商开始致力于这一愿景时，它将扮演集成商的角色，牵头整合设备商、终端厂商、SP、CP的资源，让每个角色都能在新用户上实现新的发展平台。
“我正在提前为3G做准备”
陈同兴其实大学时学的是证券投资，研究生时学的是金融计算机。后来他在上海的概念股东方明珠赚了很多钱。无独有偶，其手机电视业务目前的内容提供商上海文广也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机构。陈先生曾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工作。 2001年，陈先生加入中国通信网络之星，开始涉足手机电视行业。离开中广星加入棕榈新闻的陈先生最近将手机电视描述为“3G的核心增值业务”，并为此准备了详细的资料，可以随时向合作伙伴进行推广。
进入中国通信网之星、中国棕榈新闻的网站，可以发现它们已经开始像“独立电视台”了。客户可以从娱乐、体育、音乐等不同频道选择节目。 2月26日，陈某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点播的冬奥新闻，并表示电视节目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流畅、高质量地播放。对陈来说，无线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让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灵感和想法得以发展，甚至是简单的商业想法。陈同兴喜欢强调一句话：“摄影是2004年的大事，音乐是2005年的大事”。电视在 2006 年是一件大事。”
过去几年，陈先生并没有过多关注年复一年的3G发牌问题的猜测和讨论，而是将目光聚焦在更微观的层面。 “我现在关心的是手机电视的运营模式。”探索内容和内容模式的目的是为3G提前做好准备，积累经验。 “对于陈来说，准3G网络为他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一直希望3G时代到来之后，我们能够在手机电视业务上做得更好。”
3G就像高速公路
易观咨询分析师崔晓龙认为，一个国家的电信建设可以比作公路建设。如果说2G时代运营商建设的是二级公路网，那么3G时代运营商建设的是高速公路网。
那么，当3G即将发牌时，我们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可以跑什么呢？
很多人下意识地首先想到的是手机视频。当互联网从拨号时代进入宽带时代，成百倍增长的数据传输空间首先被视频业务利用。和记黄埔在欧洲和香港建立的3G网络也是以视频为中心的业务的卖点，例如提供个人视频通话和流媒体服务。
但3G高速公路并不只是为用户提供多一种看电视的方式那么简单。在互联网上，一个网页的大小大约是几十K到几百K，如果通过3G网络传输，即使终端设备在高速移动，也可以在几秒钟内快速完成。我们可以在早上完成，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可以躺在床上，上网看新闻，查天气，下载歌曲，给朋友写电子邮件，而不用抱着被子走到电脑前打开互联网——几乎所有因计算机网络而出现的信息服务都可以在3G上发展。
商机数万亿
3G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预计我国建设覆盖全国的3G移动网络所需资金将达数千亿元。这意味着，只要中国政府发放3G牌照，就可能为市场带来数千亿元的收入。规模。而如果中国政府同时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五家主要运营商发放3G牌照，仅五家运营商用于网络建设的设备采购金额将超过1万亿元。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预测，我国3G投入运营的5年内，将经历市场导入期和成长期。 3G用户将达到1.98亿至2.66亿，6年内累计3G运营收入将达到1万亿。累计系统设备市场将达到5900亿，累计3G终端市场将达到4000亿。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作为国内两大移动通信运营商，是3G不可避免的受益者。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等2G时代的移动通信旁观者在传统固网市场失去了吸引力。力厚一直把3G作为进军国内移动通信领域的切入点，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赢得主管部门的青睐。作为海外厂商的代表，德国西门子坦言，随着中国运营商在奥运会前后争相推出3G服务，西门子至少能赚到10亿欧元。但中国本土厂商在手机终端、手机芯片等领域存在产业真空。这是一种遗憾，同时也是一个机会。
对于运营商来说，如何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思路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以语音、短信费为主，到以收取服务内容和信息费为主。这将给成千上万的移动通信内容提供商（CP）带来无限的商业竞争可能。
小心气泡
然而，3G淘金热也可能导致类似于互联网经济兴起时出现的泡沫。 “3G带来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基于移动通信平台的开放的、无限的个性化商业可能性。”王小龙表示，消费者是否接受成为关键，“当消费者根据用户自身的需求找到一些东西，提供真正的服务后，其他泡沫就会消散。”新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以新技术发展为导向的商业梦想如果不能触及深远而广泛的社会价值，就不可能走得太远。
中国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利是少数“反对3G”的人之一。他认为，如果3G是由国家发起而不是市场需求，将会给运营商带来沉重的负担。原因在于3G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投资。 “这将进一步加剧3G的损失。”阚凯利认为，无论目前我们如何描述3G的盈利前景，这始终是一个想当然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