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为本次展览题词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第一、第二次核试验有功人员代表，张爱萍宴会前亲手将一束从马兰机场带来的马兰花交给了总理
1966年夏，周恩来视察某导弹试验基地时接见部队指战员
这是国内首次以“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为主题的大型展览，策展人在浩繁的史料中挖掘梳理，首度厘清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用珍稀的史料回答了模糊不清的猜测，以展览这种直观方式，呈现十几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北京民族宫首展引起轰动，观众上千个要求延展的热线电话，使北京民族宫不得不毁约后面的展览，而延长《世纪伟人腾飞梦——周恩来与两弹一星》展期。截至2018年年底，在全国巡回展出13场，21万余人次自发参观，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
2018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为深切缅怀伟人的卓著功勋和崇高风范，进一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由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发起，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分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多部门共同主办的《世纪伟人腾飞梦——周恩来与两弹一星》全国巡回展在北京、浙江、江苏、上海、青海、内蒙古、辽宁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个城市陆续展出。应观众要求，主办方正策划今年继续展览。
展览筹备之初，策展团队就明确提出不追求展览形式，而力求以内容取胜的原则，并为自己设定了“道人所未道，示人所未示”的追求高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展览创新点及亮点为数不少，特别是涵盖三百名左右幕后英雄的“两弹一星”群英谱，为国内首次展示，实为一大创举。
首次提出“六份重要报告”
到底是谁率先提出研制火箭武器
展览首次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从酝酿到决策的“六份重要报告”。1955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将这一过程汇总，先后产生了六份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报告。
1955年11月中旬，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武器教授会主任的任新民与金家骏、周曼殊一起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的报告，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呈报中央军委。这是中国科技专家第一次正式向中央提出研制导弹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一份重要文献，引起军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彭德怀、黄克诚责成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和刚刚回国的钱学森，详细分析该报告，并提出建议。
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第57次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万毅根据任新民、金家骏、周曼殊三人的建议研究提出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报告。
1956年1月，时任二机部部长、主管军工生产的赵尔陆也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研制导弹的建议》报告。
经周恩来亲自斡旋，钱学森于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国。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1956年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筹建核子武器研究机构的建议。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主持第71次中央军委会议，批准了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的《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这是继1955年1月15日中央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之后，又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开创性历史决策。从此，“两弹”事业并驾齐驱，走上共同发展的轨道。
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广播电视局局长兼东风电视台台长聂少勇前后看过两次展览，他对展览体现出的学术性印象深刻。他认为，过去主流媒体一直称钱学森给中央的意见书开启了我国的“两弹一星”之路，但是展览却通过大量的史料，首次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早在钱学森上书中央之前，已经有任新民、万毅、赵尔陆等人提出了发展我国导弹的建议和意见。且不论意见书谁先谁后有待航天史学家们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单就这种不盲从现有结论，勇于研究探索的精神就非常难得，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展览本身。
鲜为人知的惊险一幕背后故事
周恩来“先知”般的预判，让一次核航弹试爆有惊无险
1971年9月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空军工程外场部部长张开帙关于采用强—5甲型飞机上仰甩投方法空投氢弹引爆弹的汇报。周恩来问道：“如果弹投不掉怎么办？”张开帙胸有成竹地说：“不会投不掉。我们为了保证能把弹投掉，专门设计了三条投弹线路。一是正常的投弹线路，二是应急投弹线路，三是超应急投弹线路。并且还在推脱装置上装了两个燃爆弹，是完全可以保证投下的。”周恩来听了张开帙的回答，又严肃地问道：“如果万一投不掉怎么办？！”张开帙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一番思考后答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办法，一是飞行员在安全区跳伞，把飞机和弹都摔在安全区；二是飞行员驾机带弹着陆。这样会十分危险，需要在弹钩上增加一个锁死装置，把炸弹钩开放机锁死，保证飞机着陆时弹不会掉下来。”周恩来听到这里，满意地笑了，说：“张开帙同志，什么事都要考虑万一情况，只要我们准备了万一，我们就不会措手不及。”张开帙表示：“总理，我们一定按您指示去做，回去后立即研制锁死装置。”事情果然被周恩来言中。
1971年12月30日14时40分，彝族飞行员杨国祥驾驶携带小型氢弹引爆弹的强—5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直向罗布泊核试验场飞去。当飞机带弹进入投弹地域上空后，地面指挥员下达了投弹的命令。杨国祥按动电钮，但弹体舱底盖开关打不开，只能启动手动系统，也无济于事，几次努力都无法奏效。
周恩来军事秘书纪东的回忆录里有一节也讲到了这惊险一幕。当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通过纪东将这一情况报告总理后，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用命令的口吻说：“告诉罗舜初，由现场指挥员临机处置，怎么安全怎么办，情况这样紧急，不能由北京决定了。”纪东通过军委一号台传达了总理的命令，并站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机旁等候前方的消息。据纪东讲述：
总理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前方的消息。我觉得总理办公室静得有些可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办公桌上那个小闹钟咔咔地运转着。几分钟的时间，显得那样的漫长。
“叮铃……”军委一号台的电话响了起来。罗舜初副主任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报告总理，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和弹体安全。”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十分激动，赶紧向总理复述着罗副主任的报告。总理听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嘴角上隐隐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深情地说：“处置得当，很好！感谢他们。”说完，他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事故发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对事故原因进行认真调查。当天罗舜初把张开帙叫去询问氢弹投不掉的原因，并当即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命令空军派专机送张开帙到马兰现场检查。第二天一早，张开帙乘飞机赶往马兰。经过4天4夜的连续奋战，最终发现推脱装置上的燃爆弹的引火帽有微小变化。经过实验证明，在安装燃爆弹时，操作手出于好意，把弹架上一个关键的小螺丝钉多拧了1/4圈，造成电阻过大，结果使投弹时不能起爆燃爆弹。就是这一次出人意料的微小失误，造成了三次投弹不成的严重后果。这使在场的所有人员想起周恩来在9月8日中央专委会上关于投弹装置的那番讲话，都被周恩来周到细致严谨的科学工作作风所感动。
事故原因查明后，杨国祥又经过几次试投弹，结果十分顺利。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驶载有氢弹的强—5甲型飞机升空，只一次进入靶区，就成功地将氢弹准确地投向了目标。氢弹在空中成功爆炸，使中国的核武器又增加了新的使用手段。
聚焦周恩来开创性贡献
周恩来早在1956年1月就率先提出核能和平利用的发展方向
该展以大量直观图文史料告诉观众：周恩来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都是拓荒性、突破性和奠基性的，不仅奠定了新中国“两弹一星”辉煌的历史基业，也为共和国未来规划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尖端国防的前进方向。
中央研制原子弹决策后，周恩来亲自组织实施创建中国原子能工业，并及时作出研制导弹的战略决定，使中国的“两弹”走上协调发展轨道。他指示中科院广泛深入开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全民教育；建立“两弹”管理、研究机构和工业体系；组织强有力的“两弹”人才队伍；主持制定以原子弹、导弹等国防尖端科技为优先保障的重点项目科学技术12年发展远景规划；力争苏联技术援助，签订6项涉及核科技、核工业和核武器等的协定；大规模展开“两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灵活应对苏联的毁约停援；组织攻克原子弹、导弹技术难关等。
这些在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推动下取得的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成果，为20世纪60年代我们共和国的全面收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重大决策，在“两弹一星”事业基本工作原则和政策基调方面，周恩来开创性的思路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试验准备期间，周恩来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 十六字方针。这十六个字，成为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和战略导弹部队至今仍共同遵循的座右铭。
1964年10月13日晚，周恩来将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召到钓鱼台6号楼，亲自口授要点，起草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共中央通知。该声明奠定了中国核战略与核政策基调，一直沿用至今。
周恩来早在1956年1月就首先提出核能和平利用的发展方向。在晚年，他更是用了一大部分精力推动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核电事业创建和发展方向、方针和原则。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从长远看，解决上海和华东地区用电问题，要靠核电。”之后，中国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即以这一天的日期，正式定名为“728”工程，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电工程研究院——“728”工程研究院。
1970年11月7日、12月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听取关于核电站建设问题的汇报，他强调指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
首次展示“两弹一星”群英谱
以研究者的视角，对参与“两弹一星”事业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一大批无冕功臣、组织领导者和千万无名英雄进行宣传和展示
20年前，在举国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为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隐姓埋名了几十年，为共和国创造了“两弹一星”奇迹的英雄科学家们，终于公开亮相，站在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这次展览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是：在这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身后，还呈现出一部闪耀着历史光辉的群英谱，他们是一大批功勋卓著、隐姓埋名的无冕功臣和千千万万个为“两弹一星”事业默默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
本次展览，“群英谱”部分用大篇幅展示了三百名左右无冕功臣。对于这部分内容上还是不上，在展览内容编写过程中组委会内部曾有过不同意见。尽管我们已通过发函、研讨会、采访亲历亲闻者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去梳理、完善“群英谱”名单，但囿于资讯、能力所限，依然难免挂一漏万。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还是决定将“群英谱”部分保留，这是一个虽需要完善但绝不能缺失的重要内容。
聂少勇在谈到自己的观展感受时表示：“虽然展览的名字叫‘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但是展览并没有忘记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和普通人，我特别赞赏展览的最后，把许多没有受到中央表彰的科技工作者和众多组织者以及后勤保障人员列入展览内容的做法，这是一大创举，是所有展览没有做到的，是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