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译者的努力下，许多中国文学经典走进西方读者的阅读视野，促进了中国经典文学在外语世界的传播，使汉语和汉语文学走向国际。对中国经典文学外译的传播与研究，从翻译学视角对译文中体现的语言、文学、文化和思想进行深度探索，有利于推动中国经典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走进目的语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
深度翻译视角下的柳宗元诗歌英译
罗琼
美国翻译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用笔名红松（Red Pine）在2019年翻译出版了《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Written in Exile：Liu Tsung-yuan’s Poems），译本具有明显的副文本特征。译者采用深度翻译的策略，尊重“他者”文化，构建以读者为中心的副文本，成功实现了中国古诗在英语文化中的移植。译者充分利用翻译副文本，穿梭于文本与读者之间，有利于在英语世界传播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哲学思想和佛禅思想，扩大柳宗元诗歌在英语世界的影响。
比尔·波特对柳宗元诗歌的译介。波特是为数不多的系统翻译柳宗元诗歌的汉学家。《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共收录柳宗元140首诗歌，体现了当代外国汉学家对于柳宗元诗歌研究的关注，是十分鲜见的一部系统翻译柳宗元诗歌的作品，其构建的翻译副文本促进了柳宗元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波特对柳宗元诗歌的译介体现了“以语言符号为载体”“以文化传播为目的”和“以互动性为属性”的特点，成功传播了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和哲学诉求，为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模范性的唐诗英译作品。《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评论说，波特对柳宗元诗歌的翻译为英语读者提供了深刻、丰富的背景材料，重现了柳宗元生动的写作风格。其中深刻、丰富的背景材料指的就是译者构建的翻译副文本，包括标题、目录、译者序、插图、注释等。《译文阅读》（Reading in Translation）评价这本英译柳宗元诗集是一本可以在教室里学习或在火炉边欣赏的诗集。
副文本研究的翻译转向：深度翻译研究。“深度翻译”是由美国学者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的。深度翻译将译本置于语言文化背景下，通过内外副文本，如标题、目录、插图、题献词、题记、序、注释、译后感、访谈、评论、事实性副文本等方式建构翻译副文本，对翻译文本进行深度阐释。深度翻译本质上是学术性翻译。从副文本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可以揭示译文与副文本之间明显或潜在的关系，从外副文本和内副文本的角度探索翻译活动中译者、译文与读者的间性。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认为，副文本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深度翻译通过翻译副文本的构建对“异质文化的深度还原”和“异质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根植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方式。
波特在柳宗元诗歌英译中采取了显性的深度翻译策略，构建了忠实传递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外副文本。其中内副文本包括标题、目录、插图、题献词、序、文内标题、注释等；外副文本包括访谈录、书评、评论、回忆录、事实性副文本等。译者采用深度翻译的策略，对柳宗元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佛禅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度阐释，实现了中国古诗及文化在英语世界的移植。
翻译内外副文本的构建：显性的深度翻译。诗集标题的选择体现了译者对唐代贬谪诗人的兴趣与关注。波特将标题定为《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体现了译者对诗人贬谪经历的浓厚兴趣。他在译者序中坦言“除了《唐诗三百首》，我对柳宗元的诗歌读的并不多”，在他看来，柳宗元的散文比诗歌更有名，而他翻译柳宗元诗歌的重要原因就是柳宗元的贬谪经历和官员身份，因此译者从柳宗元的146首诗里选择了140首，大多是柳宗元谪居永州和柳州的作品。同时，波特在译者序中详细解释了中国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认为柳宗元的诗与仕是紧密联系的，体现了译者对于唐诗和唐代历史政治背景的浓厚兴趣。
详细的译者序是显性深度翻译特征之一。译者在序言中详细解释了“安史之乱”（755—763）的历史背景，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柳宗元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同时，译者在序言中指出，唐代成就了中国佛禅大师惠能，体现了译者对于中国古代佛禅思想的热切关注。译者选择的诗歌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和佛禅思想的载体。译者在译者序中用文内注释和文外注释的方式，详细介绍了柳宗元的生平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诗集中出现的历史、地理、文化名词等进行了深度注解。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用文内注释的方式标注了汉字的写法。他还将柳宗元与屈原、陶渊明相比较，认为诗人的创作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认为他们都在归隐田园的过程中创作了诗歌。波特在译者序中引用苏东坡评价柳宗元的诗歌，“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Of those poets whose work looks lifeless but is full of vitality, whose appearance is plain but whose essence is beautiful, that would be T’ao Yuan-ming and Liu Tsung-yuan）。译者还特别提到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笔下的冉溪和愚溪，为英语读者理解柳宗元诗歌提供了详尽资料。译者在序言中还特别解释了古文运动的由来，并且写道：“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我希望我的翻译能体现他的古文主张。”
译文中大量的注释和插图也是显性深度翻译的特征。波特在翻译时，经常用超过译文篇幅的注释详细阐述诗歌写作的背景。他用注释的方式解释了中国特有的文化词汇，深度描写了柳宗元诗歌原文的文学背景和文化内涵，尊重作品中的他者，有利于英语读者更好地认识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译者在词语选择上观照了译语读者语言层面的审美，进行了一定的通俗化改写，并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译者建构的副文本深度地解释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加深了英语读者对于《周易》八卦的理解，体现了读者、译者和文本之间的间性。译文中的插图也是深度翻译的特征。译本中附有中国唐代地图，标注了长安、永州等地点，还标记了潇水和湘水交汇之处、小石潭附近的愚溪、西山、石城山、柳宗元纪念馆等，并附上了柳宗元的画像。
诗集的外副文本因素主要是基于汉学家身份与翻译家身份而形成的译著、访谈、论文、评价等。波特亲自来到了柳宗元诗歌的主要创作地永州，阅读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柳宗元诗歌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曾提到诗歌翻译是超越语言的东西，译者需要揭示的是思想意识和情感深处的东西，中国古诗言简意赅，其中的音律、节奏和旋律具有独特的文学性。这样，他的翻译没有停留在表面，关注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
由此可见，波特在2019年翻译出版的《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中采用了显性的深度翻译策略，通过标题、插图、目录和注释等构建了一系列的副文本体系，深度还原了柳宗元诗歌中的异质文化，加深了英语读者对柳宗元诗歌的理解，促进了柳宗元诗歌更好走进英语世界。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语联合项目（17WLH18）“传播学视阈下的柳宗元作品英译研究”、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柳宗元山水诗文英译研究”（湘教通[2022]323号：22C05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在柳宗元诗文英译中根植文化自信
翟晓丽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作品在海内外备受关注。翻译和研究柳宗元诗文的外国学者有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 A. Giles）、美籍华裔学者柳无忌等，国内学者更是举不胜举，如许渊冲、赵彦春等。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柳宗元诗文集在海外的接受程度，为我们推进柳学海外传播提供了宝贵资料。聚焦柳宗元诗文集的英译，从中看中华文化的自信，可以为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提供借鉴。
自信之源：柳宗元诗文集的经典再现。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在诗文中的体现是文化自信之源。柳宗元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为民代言的民本思想，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同样拓展了中国艺术作品的特质——“诗意的画面和深邃的哲思”。
柳宗元诗文集引发学者及读者的激烈讨论。学者对柳宗元的诗文研究主要贴上以下标签：文体风格灵动流畅，质朴清晰；文中描写典雅而不奢华，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湖南科技学院柳宗元研究所翟满桂教授曾经著书尝试全面评论柳宗元的诗文集，总结其论说文中显“雄深雅健”，寓言创作中绘时鞭浊，传记文传示后世，游记文中呈“牢笼百态”，还有独钓寒江的诗歌创作。柳宗元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百姓代言的同时，亦表现出诗意画面，蕴含深邃的哲思，因而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
自信之媒：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文化自信是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基石。文化自信体现在翻译上，就是对于本土的翻译家来讲，必须先热爱自己的文化；对于外籍译者而言，只有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信心，从心底认同中国文化，翻译出的作品才能真正表达原作中的精髓，才会有根基、有底蕴。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并不缺佳作，缺少的是有较深文化底蕴和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本土翻译人才，以及既了解中华文化又对中华文化有信心的外籍翻译人才。中国当代文学的译者要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样才不会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出现本质性的错误。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当前阶段更应该做的是文化输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仅是用外国的翻译理论和语言解释，那么中国的文化介绍到外国也就穿上了“洋外套”，原味尽失。因此，在中国经典文学、中华文化输出翻译过程中，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讲好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
翻译柳宗元诗文的翻译家有不少，但将其诗文全部译完的翻译家为数不多，其中，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则当仁不让。波特既是汉学家又是翻译家，2018年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授予桑顿怀尔德翻译奖。他助力于中国佛学、禅学及道家思想、诗歌传播。他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使其在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中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信心。他曾表示，自己年轻时通过选修中文与中国文化结缘，从读佛经和中国古诗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体会中国文化之美和历史之丰，但他对中国文化有收获，则是从翻译中国的诗歌开始的。他强调，在深入翻译过程中，他才真正了解了中国诗词的了不起。“中国的诗与心有关，中国人写诗一定是内心有根。”因此，他又将这些书和诗集翻译成英文，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他曾翻译过《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在欧美掀起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浪。
为了更好地再现柳宗元诗文集，他曾两度来到永州，实地考察诗歌与散文中所提及的地点，了解当地文化，身临其境地体会柳宗元当时所在的永州山水意境，感受柳宗元在流放时创作的心情。他曾对《永州日报》的记者说：“这里有山有水，真的很美！我知道该怎么翻译了，回去之后，一定要把柳宗元诗歌忠实准确地翻译好。争取下次再来永州时，带上柳宗元诗集的英译本。”尽管中美两国文化价值观存在差异，但波特在翻译活动中对诗文中人文地点、风土人情进行实地考察，加深了他对源语文化的认识，在翻译时就会使用表达他者文化的翻译策略。因此，他能准确地传播中华文化，帮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减少跨文化交际误解和交流障碍，担当起翻译家作为文化传播使者应尽的责任。
以柳宗元诗《笼鹰词》的翻译为例，分析波特翻译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以此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原诗表达的是作者以鹰自喻，从苍鹰到笼鹰，从少年得志、满腔济世救民热情的雄鹰到羽折翼摧、脱毛换羽的落难之鹰。尽管现实如此，但仍抱有“清商复为假，直上云间翔”的理想。为了传递作者的创作意图，译者用whistling wind及pelting sleet来表达作者在恶劣环境中追寻曙光（morning light）的心情。此外，译者采用直译的策略，将原文中作者实施抱负却受阻的因素一一展出，如whistling wind（凄风淅沥）、 pelting sleet（严霜）、clouds （云）、thorns（荆棘）、bloody talons（爪毛吻血）、loses its feathers（羽翼脱落）、harassed by vermin （狸鼠足为患）；同时，又将表达作者为民服务的意识通过一系列动词表达得淋漓尽致，如dive（俯冲）、slicing（剪）、survey（四顾）、grabs a rabbit （攫狐兔）。在翻译时，译者还擅长使用明喻和暗喻的修辞手法，把“独立四顾时激昂”意译为“栖居高处，俯瞰自己的王国”，以此来隐喻原文作者实现仁政爱民的理想。译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度理解，使得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诗文翻译，也使得译文更为易读，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同时更好地传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
自信之果：柳宗元诗文集海外传播及接受。波特在汉译英时尽量接近原文，使翻译作品读起来不像是用自己的语言所写，让读者觉得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从而使读者能够体会汉语原作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译本于2019年7月在美国出版，获得不少外国读者的关注。媒体的好评吸引着读者的消费，如：《出版家周刊》（Publisher Weekly）评论称《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Written in Exile: The Poetry of Liu Tsung-yuan）这本双语合集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深刻的语境材料，对柳宗元生动写作的介绍令人难忘；《译文阅读》（Reading in translation）评论其是《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的精彩译本，可用于课堂学习，抑或是在壁炉边欣赏，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译著；《犀牛诗歌》（RHINO Poetry）评论这本诗集是值得学习的宝贵材料。
学术的研究，带动读者的阅读。同年，译者用自己的笔名在美国知名的泰勒弗兰西斯出版集团的学术期刊Jung Journal发文，亦使柳宗元的文学译本获得不少外国读者的关注。当然，早期英美汉学家对柳宗元诗文集及其思想零散的研究，同样推动国外读者对柳宗元诗文集的关注。英国学者查尔斯·巴德（C. Budd）、美国新派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等都对柳宗元的诗文进行过研究与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詹宁斯·梅森·根茨勒（Jennings Mason Gentzler）教授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柳宗元的思想和文集进行了研究，并写下了《柳宗元的文学传记》（A Literary Biography of Liu Tsung-yuan）。这些研究为推动柳宗元思想及文集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要讲好中国经典文学故事，使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我们还应注意打破国外出版中的一些“潜规则”，即编审为了出版译作而对译作进行不恰当的删减调整。中国文学不但要在物理空间上“走出去”，更要在心理空间上延伸抵达国外受众。译者应坚定自信，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品格，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湘籍名家名作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20ZDB014）、湖湘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适应与选择
——以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英译为例
张文君
柳宗元（773—819），中唐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一生著述颇丰，体裁多元，遍及诗歌、辞赋、寓言、传记、论说、山水游记等。其所创的山水游记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山水游记文体，为后人所效仿，确立了山水游记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牢笼百态”的山水游记散文中，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前人客观描写模山范水的传统，更开创了抒情寓理的写作手法，依托自然山水抒写内心感慨与人生理想，形成物我合一的情景交融。据《柳宗元集》收录，他创作的山水游记有25篇，都是被贬之后所作，其中大部分作于永州。其中，《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小石城山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永州八记”历来被公认为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展现了一幅幅永州美景画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其山水游记的语言简洁凝练、言简意丰，句式上多为短句，排比对偶居多，善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质朴而优美。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西方译介。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在英语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自1867年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伟列亚力（Alexander Wiley）向英国读者介绍柳宗元起，国外学者对其文学作品进行了译介研究。其中，1973年由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等人合撰的《柳宗元》（Liu Tsung-yuan）一书对柳宗元的生平、思想、文学作品等进行了详细的评介，对英语读者完整全面了解柳宗元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而在文学作品中，西方汉学家们对其山水游记散文的评价颇高。在《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认为柳宗元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寓言和山水散文，尤其是《永州八记》，文中将游踪叙述、景色描写和感情阐述结合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整体。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教授认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意义重大，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第一篇具有文学价值的山水散文，其中旅行叙述、景色描写及个人情感表达在作品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到目前为止，对于山水游记散文的英译，零散的译文很多，但是完整专门的译本比较罕见。就《永州八记》而言，完整翻译了8篇的译者只有徐英才、杨宪益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宣立敦（Richard E. Strassberg）。
山水游记英译中的适应与选择。根据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译者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也就是译者力求多维度适应，进而依次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需要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以产生“整体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具体的翻译方法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以下将结合《钴鉧潭西小丘记》具体译本案例进行分析。
第一，语言维度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对语言形式特别是修辞风格等进行适应性选择。柳宗元山水游记原文语言简洁凝练、言简意丰，句式上多为短句，善用排比、偶对、比喻、拟人。
以“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为例：杨宪益译为“Here a chain of boulders like cattle trooping down to be watered, there crags rising sheer like bears toiling up the hill.”宣立敦译为：“Those which jostle each other as they bend down from their height seem like oxen and horses drinking at a stream. Those which lunge upward in a line of sharp points resemble bears climbing a mountain.”
翻译这篇散文主要是要翻译出柳宗元散文简约的风格、生动形象的语言。从两位译者语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的角度来看，相比之下杨宪益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杨译多维度地适应了原文的风格与语言，不仅把语言的简约再现了出来，而且把对偶的工整、比喻的形象生动恰当地转换出来。相比之下，宣译使用了两个冗长的句子，虽然保留了原文的对偶与比喻，但没有适应原文的简约，长句的使用没能体现出原文明快的节奏，从而在凸显奇石生命力与灵动方面欠佳。
第二，文化维度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文化意识，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为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而做出适应性选择。
以“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一句为例：杨宪益译为“When you lie on a mat, cool greenery rests your eyes, running water soothes your ear, the great void revives your spirit, and the utter quietness refreshes your heart.”宣立敦译为“I lay down using a mat as a pillow. Clear and cool forms sought out my eyes, the gurgling sound of water sought out my ears, the expansive space sought out my spirit, and the capacious quietude sought out my mind. ”
在这句话中， “心谋”中的 “心”字是汉语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它不仅仅是人体的重要器官，而且引申的意义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含义远比英语中的“heart”一词要更加丰富。张建理在《汉语“心”的多义网络：转喻与隐喻》中总结了“心”字在汉语中的三类义项，即思维义、情感义和实体义。而在英语世界中，“heart”一词是指人体器官，用以表达人的情绪，即对应“心”在汉语中的实体义和情感义。而思维义可以对应英语中的“mind”或“thought”。因此，在翻译中，“心”字的译词要根据语境进行选择，不能直接等同于英语中的“heart”。本句话主要抒写了作者获取宝地后的心情，“心”在此指心境、心绪等，对应的是情感义。因此，考虑到译文读者对“heart”“mind”的理解与原文读者对“心”的理解存在文化差异，杨宪益的译文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方面比宣立敦的译文更能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此外，“枕席而卧”是铺席展枕而卧，并不是像宣立敦的译文中描述的把席子当枕头。因此，从文化维的转换来看，杨宪益的译文更胜一筹。
第三，交际维度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为在译文中体现原文中的交际意图而做出适应性选择。在上文例中，杨译本中增添了第二人称代词you和your来描述语境视角，而宣译本是以“I”作为切入视角。在语境释义中第二人称语用视点通常具有移情的语用功能，可以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方便读者更好地接受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具有更强的代入感。因此，从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角度来看，杨译本能更好地让读者体会到柳宗元置身于幽然之地的心境。
结合三个维度转换的案例分析，杨宪益的译本在语言、文化、交际等维度的整体适应性选择程度更高。
最后，在实施传统文化“走出去”及提升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借助本土创立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拓宽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应用范围，也为丰富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视角，助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柳宗元文化英译研究”（20YBX005）、永州市科技创新项目“生态翻译理论下城市旅游宣传片英译研究”（永财企指[2017]15号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