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的发展使我们有条件更为深入地反思“什么是传播学”这个问题。在我国，至少在2018年以前的四十年，传播学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体系。然而今天许多学者都认为，大众传媒远远不能代表媒介，甚至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类媒介的历史长河中只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媒介形式：
“在20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介（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被认为为选民提供了投票参考信息、为消费者制造了购买欲望、为工人提供了娱乐内容、为傻瓜们提供了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媒介一般都被视为信息和意义的发布者，其内容设计都是基于人类的尺度。它们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但极少被认为有基础性作用，它们是前景而不是背景。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主流传播技术从广播和电视发展到互联网，情况又回到了历史上曾有过的更为常态的媒介秩序混乱的时代中。”
在彼得斯看来：“任何复杂的社会，只要它需要凭借某种物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拥有了媒介。”因此，媒介是规制这个世界的基础设施。这种物质性的媒介观及建立在它之上的传播思想，使人感受到了大众传播学的知识框架的边界及其局限性。
自2000年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研究进行过诸多反思，多认为该学科的学术内涵有待丰富，理论缺乏深度，研究出现内卷化趋向，等等。这些多是直观的判断和感受，我们需要更为客观的认知。在没有使用一种“使之可视”的方法将传播学的知识框架呈现出来之前，这种反思并不能为传播学指明方向。所以，既有传播学的知识框架到底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成为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
教材常常意味着知识共同体较为认可的确定性知识，而且它事关共同体成员的再生产，因此最能体现出学科共识的知识框架。“教材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学科主流学术意识形态的规训，通常被看作不可反驳的常识（只有少数例外），对教材的引用常被用以证明自身的权威性。”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我国传播学教材出版数量巨大，且仅入门性教材就有80多种，多数教材知识点雷同，结构大体相似，同质性明显，没有全样本研究的必要。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该如何抽样是一个需要细致考量的问题。
一般认为，教材的再版次数和发行量是衡量一种教材重要与否的重要依据。另外，教材被引用的情况也是重要指标之一。据此，笔者决定选择应用范围较为广泛的13种教材作为分析对象（见表1）。除了少数里程碑式的教材（比如第一部传播学教材）外，主要考虑的是它们在中国传播理论教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们不仅在发行量上是各出版社的“镇社之宝”，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学界的高被引教材。
其中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第二版）、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第二版）、邵培仁的《传播学》（增补版）、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第二版）还入选了对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国内学术著作榜单，其中《传播学教程》（第二版）影响因子最高。
就研究方法而言，对知识框架的描绘，以关键词的统计和分析最为直观，这种方法最容易呈现出知识的边界与相关性。“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域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词的集合，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等。”
对关键词的文献统计，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
一、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对文献检索和使用的规范角度来研究关键词的提取、分类和标引，在计算机和数据库出现之后又转向数据的统计和分类；
二、各学科专业对本学科内所属专业概念的辨析和讨论，此类论述不着眼于对关键词进行属性分析，而是基于学科特殊性进行专业词汇的研究。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倾向于后者。
本文所研究的传播学关键词有三个方面的限定：
其一，所选词汇必须是专业性名词和名词性词组，但人名、地名、研究机构等名词和词组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并不构成传播学的核心知识；
其二，这些名词能体现与反映传播学最主要、最核心的知识——传播学专业术语，表征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语词；
其三，所选词汇能够在文献中被检索和使用，既包括“传播”“媒介”“信息”“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等日常词汇，也包括以“传播”“符号”等为前缀和后缀构成的动宾词汇。
一般而言，“关键词的标引步骤应该包括文献审读与主题分析、抽词、规范化处理、标引结果审校等”。本文在对关键词进行统计时，严格按照上述步骤进行。
需要注意的是“规范化处理”的标准。传播学专业术语的翻译并非一开始就有共识，这给本文的统计工作带来了困难，如魔弹论亦可被称为枪弹论、皮下注射论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大词典》为蓝本，对相似概念进行合并同类项处理。当然，这么做也未必就准确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因此在具体关键词的选择上，主观性的偏差还是存在的，这也是本文不可避免的缺憾。
关键词数量的多少体现了该学科知识的专业程度。一般来说，关键词数量越多，该学科的成熟度越高，反之则说明该学科的成熟度与体系化程度较低。
统计13本教材的关键词数量可发现，平均每本教材的关键词数量为220个，其中邵培仁的《传播学》（修订版）、段鹏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与应用》（第二版）和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第二版）排名前三（见表2）。
这个关键词的数量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是比较低的，说明大众传播学的知识含量有限，学科内涵和知识的专业化程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比较落后的。
在关键词与教材字数的比例，即千字中的关键词数量方面，统计对象中平均每千字中有0.57个关键词出现，最高的是段鹏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与应用》（第二版），每千字高达0.75个关键词，徐耀魁的《大众传播新论》则以0.44个关键词排在最后。
比较最早的1988年教材和最近的2014年教材发现，两本书在字数上相差无几，但在关键词的数量上有明显的提升，这或可说明中国传播学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成熟度在提升。但总体而言，传播学关键词数量变化不大，说明其在大众传播学阶段的理论繁殖力是非常有限的。
每本教材平均220个关键词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只有48个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教材中的。同时出现在7本以上教材中的关键词只有142个，其中总出现频率达到10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只有72个（见表3）。
从学科角度而言，这些词汇构成了中国传播学的知识地图。这说明，传播学中达成共识的核心关键词非常少，理论关键词更少。这使得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描述各种传播现象时会出现“概念荒”。
更进一步说，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不很明显，没有围绕某个核心概念形成体系性概念群，这说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是比较松散的。
在这些关键词中，有不少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名词，如信息、传播、媒介、受众等，已经谈不上多么具有专业性了。不少词汇都是以“传播”为前缀或以“媒介”为后缀组成的复合词，包括传播制度、传播模式、传播功能、传播环境、传播过程、传播系统、传播工具、传播类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等，充分体现出这些概念缺乏学理性。
除此以外，这些关键词中还有一些不是传播学独有的概念，而是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等非传播学类词汇，去掉这些词，则仅剩下53个高频关键词。传播学知识根基之弱可见一斑。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上述72个关键词中，基本以经验主义范式的词汇为主，与批判主义范式相关的词汇仅有意识形态、文化帝国主义与批判学派三个。大量的词，如模式、功能、过程、系统、使用与满足等，一看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这说明，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知识体系就是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准确地说，是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观点，笔者又选取了六本美国学者编撰的经典传播学教材，提取其关键词加以比较。它们均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界被广泛使用。这六本教材分别是：
W.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
W.德弗勒等的《大众传播通论》（1989）；
W.赛弗林等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1985）；
D.麦奎尔等的《大众传播理论》（1990）；
S.巴兰等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
J.布莱克等的《大众传播通论》。
当然，将中文教材与译著作比，本身并不严谨，但这种比较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比较的结果显示，中美教材中共有64个共同出现的高频词（见表4），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知识框架与美国传播学的知识框架的紧密关联。虽然可能在教材的书写风格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别，但两者显然具有共同的“词语体系”。
为进一步讨论中国传播学者建构传播学知识大厦的图景，本文进一步分析了13本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142个关键词（见表5），这142个关键词都至少在七部以上的教材中出现过和论述过。
如果说，词汇高频出现说明知识在传播学中的重要性，那么关键词在不同教材中重复出现的次数则体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因此，这142个关键词都是得到多数传播学者认可的传播学关键词。
如果按学科对上述关键词进行分类，则传播学关键词有95个、含信息科学色彩的关键词有14个、含语言学色彩的关键词有11个、新闻学广告学等相近学科常用词有9个、含社会心理学色彩的关键词有8个、研究方法常用词有5个，传播学词汇占比为66.9%。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看，教材中的中国传播学知识受信息科学、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传播学的跨学科知识地图。
包括“三论”在内的信息科学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信息、信源、信宿、信道、信号、噪音和反馈等概念，还提供了线性传播模式等内容，尤其是系统、控制和信息的概念。
“信息论对于传播学这一新领域在大学的立足和扩散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三论’诞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也正是早期传播研究者‘从中等职业学校的集散地中崛起’，并竭力争取高等院校的同事们的学科认同之时，信息论似乎是获得这种认同感的一个途径，似乎能够提供某种普遍的观念，后者可以超越不同类型的传播之间的差异，达到将传播的术语、概念和模式加以标准化的目的。特别是方兴未艾的大众传播，它在相当时期内以绝对‘强势’压倒了其他方向的传播研究。”
当然，这也说明我国的传播学知识体系仍保留着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知识的痕迹，因为今天除了传播思想史的学者外，已经很少有人仍然去关心“三论”和传播学关系的议题了。
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对传播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中的符号、语言、言语、能指和所指等概念对于从个体角度理解传播提供了视角和概念，这与信息科学正好形成互补：
前者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为传播学提供整体框架；
后者从个体传播层面呈现传播的运转逻辑。
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我国传播学关键词的影响，可能与它对美国传播学的重要影响息息相关。
社会心理学与传播学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传播学基本就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子学科。”
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这些经验主义传播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基本上都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许多传播学的关键词也可以被看作社会心理学的关键词。
至于新闻学、新闻自由、新闻事业等概念的高频出现，则说明中国学者在编写教材时仍然把传播学看成新闻学的新发展，这个观念从1982年起施拉姆访华开始就一直牢固植根于中国研究者的头脑中。
不难发现，传播学的所谓跨学科基础其实相当薄弱，许多与传播学理论化关联度极大的学科视角如：时空哲学、技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其实对我国传播学教材的编写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教材的指引下，许多新闻传播学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空白的。
这95个传播学关键词的分布比较散，但“头部领域”现象非常明显。
排在第一的是效果研究的概念，共有25个，占比26.3%；
排在第二是受众研究的概念，共有14个，占比14.7%；
排在第三是控制分析的概念，有12个，占比12.6%。
这三者之和占比超过50%。这不仅说明这个学科的媒介基础是大众传媒，而且说明这个学科的意识形态是基于效果测量的权力精英的社会控制。
与传播效果相关的关键词超过1/4，不仅说明效果研究在大众传播知识体系中独占鳌头，更说明效果研究的内在逻辑对传播学发展具有深层影响。“传播学者们醉心于在各种场景、人群、媒介环境中找到媒介效果，并去发现一个个‘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模型，然后对发现的效果一一命名，传播学主体即是这种学术生产模式。”
然而，效果研究的重要性在历史上被严重地高估了。卡茨曾经在《拉扎斯菲尔德之后的传播研究》一文中提到三种类型的媒介研究：
其一是关于信息提供者的研究；
其二是关于意识形态提供者的研究；
其三是关于社会秩序提供者的研究。
我国传播学教材体系所涉及的传播学研究只是第一种类型中的分支研究，视角比较狭隘。
出现在13本教材中的48个关键词，都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初创之时。如果按照“5W”的框架将其归类，有11个词属于控制研究、6个词属于内容研究、6个词属于媒介研究、2个词属于受众分析、8个词属于效果分析。
除去15个属于基本概念的关键词，竟然有接近七成的词与“5W”有关（见表5），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众传播学实际上就是“5W”传播学。
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学者对美国传播学的接受，并且也受到美国传播学中那种单向社会控制思维的影响。这在无形之中把传播定义为具有单向控制内涵的“传递观”，认为传播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信息的控制来实现社会治理。
另外，这些词汇基本上都是大众传播的词汇，而基本没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词汇，更没有今天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问题和概念。这说明，这一知识体系并没有成功地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传播方式纳入大众传播的框架。或者说，这一知识体系是用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看待和包装一切与传播有关的事物。
正因为如此，就像文章开篇时彼得斯说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类媒介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不具有代表性，而大众传播理论也是传播研究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不具有代表性。这些理论与今天媒介的物质性实践格格不入，已经失去了为当下创造传播关键词的能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根据上述的统计数据为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知识体系（当然，这里的传播学知识体系讲的是一般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讲授的传播理论体系）描绘一幅画像了。
总的来说，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关键词较少，属于本学科独有的核心概念较少，主要概念多出现于半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多以拉斯韦尔20世纪40年代划定的传播研究框架为基础，而且关键词之间没有体系化的内在逻辑关联。这说明学科的体系性和成熟度都十分有限，在知识形态上既属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又已经让人感觉知识体系已经十分陈旧。
从传播学的知识基础来讲，信息科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和来自传播业界的知识为该学科提供了主要的知识支撑，但这些学科本身的立场、先天不足，理论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其无法为传播学提供真正有力的知识支撑，必然导致传播学缺乏思想深度和理论张力。
与此同时，大量有深度的传播哲学和传播生态学的思想并没有被纳入传播学的知识版图，导致传播学的边界和视野都非常局限。在这个关键词所构成的知识基础上，任何深入的理论研究都会受到限制，其中就包括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
传播学的主要关键词相当多地来自于20世纪中叶美国传播学的“施拉姆范式”——一个在美国都已经被摒弃和遗忘的“冷战范式”。
从1982年施拉姆访华并提出“传播学是新闻学的新发展”的论断以来，施拉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和深层逻辑在这个学科的主要教材上就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导致中国传播学教育在知识框架和理论逻辑上一直处于美国传播学“冷战范式”的殖民中。这种知识体系显然已经跟不上历史的发展了。
当然，本文无意指责任何一本传播学教材和任何一位传播学教材的书写者，相反，应当向他们致敬，在那个一切都需要启蒙的时代，没有他们的拓荒就不会有我们对于传播学的认知与认知升级。但是，充分理解他们的知识局限性，充分理解他们的知识框架，有助于后学继续前进。
今天，我们对媒介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媒介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传播学的知识断裂已经不可避免，旧有的大众传播学知识体系已经不值得留恋，“与往事干杯”的态度则是传播学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