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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7年6月，美国学者毕森在延安留下的记录。毕森在延安逗留了3个日夜，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并将与他们的对话和访问延安的见闻，用铅笔记录在两个笔记本上。
极度坚定、极度自信、极度乐观——毕森笔下的延安，到处都充溢着这样的情绪，尽管红军队伍刚经历了漫长而悲壮的长征，物质上极度贫瘠。
在中国命运的十字路口，也正是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开启了另一场“长征”，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宋雨 摄
信仰之力：从“精神家园”到“理论大厦”
1939年春，刚来延安不久的冼星海，在鲁艺驻地用6个昼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
冼星海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先后辗转于上海、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边创作边演出。1938年，冼星海偶然读到《抗战中的陕北》一书，他兴奋地对妻子钱韵玲说：“延安才是新中国的发源地！”
在漫长的时光中，以往的延安都是以闭塞和贫瘠的形象示人。在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军阀战争与土匪掠夺的长期蹂躏下，百姓饱受贫困之苦。
在冼星海抵达延安的两年前，也就是1937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延安成为革命者的“精神家园”。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写了当时的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环境越困难，刺激精神生长的力量就越强烈。使这片黄土地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闪烁在这片土地上的真理之光，代表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筑成了自己独创的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并将之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之所以成为奇迹，之所以燃烧着希望，是因为闪烁在这片土地上的真理之光，代表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是因为我们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成熟的领导集体，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从延安到全中国，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充分证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实事求是：从《延安一月》到“中国之路”
1944年，著名报人、时任《新民报》主笔的赵超构，跟随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
“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这些日后被集结成为《延安一月》的报道，向国内外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充满希望的延安，也成为赵超构的代表作。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之一。“如何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袁文伟说，在延安时，所有考验都可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究竟要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会上，针对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党员干部根深蒂固的危害，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3年，中央党校新礼堂落成，毛泽东将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送给党校师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四个字。从此，这四个字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成为全党遵循的思想路线。
在延安，“实事求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中文词汇，饱蘸崇高的理想、信念，在汉语世界里，获得了新生。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内景。宋雨 摄
人民江山：从“东方魔力”到“兴国之光”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
在当时陕北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听他亲口回答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合作等问题，还听他讲述自己的身世。
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4个月的采访，斯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1936年10月，斯诺结束访问回到北平家中，立即奋笔疾书。次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一年后，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改名为《西行漫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延安精神，最难能可贵的是培育了延安作风，锻造了“共产党的官”应有的样子，即永远是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安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黄克功年纪虽轻，但资历颇深，是一员猛将，尤其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下大功。
在等待判决的日子，他写信给毛泽东，恳求戴罪立功。在法庭上他也表示，如果难逃一死，宁愿死在战场上，“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
10月12日，黄克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黄克功被执行死刑4年后，延安又处决了一名曾经的红军英雄肖玉璧，这个身上留有90多处战斗伤痕的“老资格”，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规，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引起极大民愤。被依法判处死刑后，肖玉璧不服，也要求中央看在他立过战功的份上，让他去抗日战场戴罪立功。但死刑同样执行了。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从严治党”从来都是必答题。这关乎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延安，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至今忆起，依然经典，依然令人警醒。
艰苦创业：从“马兰造纸”到“中国奇迹”
1942年，朱德总司令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相邀游南泥湾，并赋诗《游南泥湾》，其中有一句“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马兰造纸”即马兰纸，当时延安印刷报纸、文件，出版书籍用的都是这种纸。
而在此前一年的春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开进南泥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历百折而淬火成钢，经万难而历久弥坚，回荡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形塑着亿万中国人的精气神。
在中国人民的字典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意味着志气如铁、气贯长虹，意味着毅然奋起、百折不挠。
大生产运动不仅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了边区的军民生活，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49年开国大典后的第26天，毛泽东致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谆谆告诫“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